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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湘人邓博士及其他（第1页）

第74章湘人邓博士及其他

题记邓博士，二十世纪初，经常逛我的博园。一个湖南老表，网民“郁孤子”，看得出，他深深爱着赣州这块热土……

除了工作与家庭，平日较少参加聚会，网络结识的朋友见面的自然就更少了，单独见面的则少之又少。迄今为止，算来共两位，都是男性，都是在赣州工作的外省人。并且，见面前的交往时间都很长，不见面也如同老朋友了。

第一个见面的，名字很男人味，时间在他即将离开赣州之前，或许今后不会再相见了。那是在一家咖啡厅，择一位置坐下来聊了聊。临走时他赠我一册《剑桥插图中国史》，很多年前的事了。此君果是青年才俊，居然跨学科展，数度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赛事，成为IT业界的未来之星。第二个见面的，名字很女人味，估计会在赣州安营扎寨，因为他已经在赣州娶妻生子了。

这第二个是湘人，姓邓，博士学位，姑且称之为邓博士。去年就商定过互赠“着作”，憾终因事冗作罢。前几天再度联系，决定今日会一会，方式是在古城墙上边走边聊。不料，昨天下午还在午睡，手机忽然响了，邓博士说已经到了我的寓所附近。看看时间，非常尴尬，此前我已承诺，这个时段参加一位老朋友的小聚。“三缺一”，迟到或缺席都是不厚道的。于是表示歉意，说恐怕只能互赠“着作”，择日再聊了。匆匆更衣，出了门。他自报情况，车停于一名为“中榈岛”的娱乐场所前面，穿格子上衣。我在博客上见过他的照片，估计能够辨别出来。果然，喊他的名字，他回应一声“兄弟”，一拍即合，错不了。由于我正要赴约，事前商定战决，彼此交换“拙作”，即走了。这不像个事儿吧，哪有如此草率的初次见面？再想想，君子之交，原本就简简单单、不拘小节呢。邓博士也是因为正巧办事经过我的家门口，随性给我打的电话。这样也好，彼此读读对方的书，下次聊天或许会更有意思。

说起“亲不亲，故乡人”，除了江西，让我倍感亲切的或许要数河南和福建。因为，身为客家人，祖上由中原迁至福建，而后转至江西。奇怪的是，太多太多的人擅自在我的名字上注水，于是我的名字中有了一个“湘”字，于是有人以为我是湘人，于是我渐渐地对湖南产生了别样的亲切感。我与邓博士一见如故，自然也有这个因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人认为，由于水土之别，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湖南人有什么显着特征呢？2o11年1o月1o日《人民日报》王开林先生文《霸蛮和不争——黄兴的性格特点》写道“单用一个词来定位黄兴的性格显然是不够的，倘若一定要做出这样的苛求，那么‘勇敢’不足以形容，‘霸蛮’兴许能概括。在湘中地区，‘霸蛮’一词并非贬义词，它的内涵颇为丰富‘霸’是雄心、傲骨、魄力、豪情的合龙，‘蛮’是勇猛、坚韧、执着、倔强的合龙。霸蛮者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霸蛮者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霸蛮者像骡子负重行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霸蛮者宁肯断头不屈膝，打脱牙齿和血吞；霸蛮者屡败屡战，在绝境中奋起，在最无退路时杀出一条生路。”由于近世以来，湖南先后涌现出了曾国藩、毛润之等一大批军政人物，大概会有许多人认为“霸蛮”是湖南人的典型特征。

这里不多讨论湖南人的地域特征，重点谈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问题。我不否认环境对人的影响，然而我以为，与其说是“水土”，不如说是“人文”。一个地方的风气，一个地方人群的特点，往往与人文所形成的独特“气场”相关，也就是说，一代代人的“传帮带”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看走眼。譬如说风水和面相，称其为科学显然不确切，但一棍子打倒，说纯属子虚乌有的迷信，也不容易服众，毕竟似乎“像煞有介事”。我的分析是，风水和面相不是没有道理，而是“不是那样讲道理”。一户人家代有人才，你说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榕后樟”，是所谓的好风水成就的，这样的解释便“不是那样讲道理”。然而，再看一看，人家代代相传都很注重教育，很重视互相帮衬、提携后进，换个角度，这样的道理也许就不迷信了。面相嘛，迷信的说法是生来如此，蜀将魏延有反骨所以靠不住，然而，“相由心生”，你老是盘算着害人，时间久了，神情“面具”难免不定型在脸上，这样的解释或许更具科学性。这么说来，一个地方代有英才，关键是要有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气场”。近现代湖南有着“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美誉，与出了曾国藩、毛润之等影响力巨大的人物不无关系。

回头说邓博士送我的书，书名《哲学视阈中的文化现代性》。“哲学”“文化”“现代”，三个关键词都很能唬人，有深度，有高度，够我高山仰止的。我知道，他是博士，我是学士。在古代，我比他高明。因为古时博士系指专精某种技艺的人，相当于“匠人”，如茶博士；学士则是博学之辈，是“大家”“大师”，如东坡先生这个苏学士。奈何，时光流转，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倒了个个儿，我是最初级的学位，他是最高级的学位，所以他的着作“唬”得人连连后退。我现，前面的“内容摘要”是中英文对照，后面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包括英文书刊大概达444种之多，你说唬人不唬人？

“明知书很唬，偏向唬处行。”人家能写得，我会看不得？且待我硬着头皮慢慢看来。从讲政治的高度，我以为那天拿到这书是很切时的。第二天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文化问题。文化嘛，“三个代表”之一，事关“精神”，非同小可。如同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项对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甚少、亟待展开而又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的研究成果。”邓博士慧眼独具，期待他能“在现代性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取得新的、更丰硕的成果”。作为学人，他“功莫大焉”；作为朋友，我“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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