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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遇人生第三道坎是否出国X难抉择（第1页）

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然而，人生还不如弈棋，因为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弗洛伊德。

很多时候，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意外，意外是一辈子的人生，意外又不意外，不意外又意外，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我意外地没能考上研究生，因此也就没能去成吴箐伟所长的研究所。

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我准备回里弄生产组去，自行研究微型计算机应用时，突然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我打开一看，是我在美国的嬢嬢写来的，她说美国加州现在出现了一个叫“硅谷”的地方，展很快，特别是计算机。

她还说，在“硅谷”，如果像我这样在毕业设计时有这样好的成绩的，早就被一些大公司抢去了，言下之意我应该去美国展。

是留下来在里弄生产组——现在变成了街道工厂谋求展，还是去美国展？

即使在今天，相信不少的人仍然会选择去美国！

然而这又成了一道摆在我面前的选择题，而且是一道比之前所有的选择都难以下决心的选择题。

何去何从？

我必须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不过，在1982年，中国还没有出现出国留学热，当时出国的基本都是亲属移民，因此如何出国留学？这手续又该如何办理，有什么样要求等等都是难题。

此外，对我来说，去美国，在心理上还有三个需要迈过去的坎：

先，我是带薪念书的，在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念书的三年半中，我所在的单位——高泰电讯组依然按照国家规定支付了我三年半的全额工资，中国有句成语，叫“点滴之恩，涌泉相报”，还有一句成语，叫“知恩不报非君子，施恩图报是小人”，这二句成语是我爷爷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教我的，因此我有回馈原单位的义务。

其次，我刚刚答应了钱厂长，如果我考研不成，将留下来安心工作三年半，我需要遵守我的承诺。

讲诚信是我的做人原则，否则，言而无信，何以为言？人若无信，何以为人？这也是我爷爷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教我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忘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堂高等数学课上华罗庚的那段开场白：

“同学们：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建设“四个现代化”少不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国家现在急需大学生，但目前中国的教育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世界排名倒数第2位；每万人口中仅有11.6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倒数第9位。而你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你们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我同样没有忘记吴箐伟所长给我说的话：

“现在中国的主流仪表还是模拟电路的ddZ-II型单元组合仪表。这相当国外5o年代和6o年代的水平，因为6o年代中期后，中国的仪器仪表就停止了展。”

“但国外达国家不会等我们，现在已经展了以数字电路为主的单元组合仪表，而1976年后，中国也开始展数字电路的ddZ-III单元组合仪表，但困难很大，一直无法量产，而最近国外已经开始展下一代的基于微型计算机的智能化仪表，可以说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了。”

我更没有忘记吴箐伟所长给我讲的钱学森的故事！

我感到我刚大学毕业，国家也正急需要大学生，因此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然而，去美国，对我的诱惑同样巨大：

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美国是仰视的，而且还是站在一个洼地里向上仰视。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有远比中国着名的高等学府，美国有远比中国达的科学技术，美国有远比中国丰富得多的物质生活。

一句话：那时的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就如上世纪7o年代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和黄土高原上的农村那样的差距！

下面是一组比较数据：

1982年，美国的人均gdp是$14，41o美元，世界排名第7位；而中国的人均gdp却只有$282美元，世界排名第127位，二者的人均gpd相差51倍；

1982年，排在中国后面的，即第128位的是苏丹，就是现在“中国篮盔”代表联合国在那里维和的地方；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因此当时的美国在世人的心中就是“天堂”的代名词！

纠结中，我不禁想起了一件事：

上海巨鹿路，一栋钢窗楼房的二楼的屋内，屋内十分凌乱，一个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在整理行李箱，一个举止优雅的少妇在收拾衣服和日用品，靠窗的桌上放着一封信。

信是日文的，大意是：甘先生，悉闻您和您的夫人均毕业于帝国的早稻田大学，今大日本的帝国准备在上海组建新政府来推进泛东亚的共同繁荣，有意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出来为上海新政府的医疗卫生事业出一份力。

举止优雅的少妇一面收拾衣服一面埋怨道：“这说走就走，难道我们自己医院里的那台x光机也不要了？那可是德国进口的，全上海也只有三台啊！”

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一面往行李箱里塞文件资料，一面决然地说道：“不要了！太大，没法带走。”

举止优雅的少妇扔下手中整理中的衣服，看着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用不无可惜的语气说道：“那我们的损失也太大了！”

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听举止优雅的少妇这么说，就停止了往行李箱里塞文件资料，转过身去，叹了口气，用一种无奈的口气对举止优雅的少妇说道：“没办法！日本人叫我们去新政府任职，如果不去，结果你是知道的！”

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说完，走到书架前，捧了几本书想塞进已经是满满的行李箱里，同时自言自语道：“我们是中国人，不能为了钱，让良心给狗吃了！”

举止优雅的少妇见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塞了半天都没有把书塞进箱子里去，就走过来帮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整理行李箱，把书都放了进去，然后一面扣着行李箱的搭扣，一面对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说道：

“那怎么走？现在整个中原都在打仗，黄河也决堤了，形成了一大片的黄泛区，去重庆根本没有路可走！”

头稀少的中青年男子闻言直起腰来，拎起整理好的行李箱，放到了墙角边上，然后转身对举止优雅的少妇说道：“去广东，然后绕道广西，进云南，最后去昆明！”

这头稀少的中年男子就是我的外公——后来的云南名医甘列民，而那个举止优雅的中年女子是我的外婆。

我外公和外婆二人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回国后，在上海开了个医院。

8.13后，上海沦陷了，日本人看我外公和外婆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于是想请他出来当个卫生局长之类的。

我外公不愿意给日本人做事，虽然说如果愿意，凭着他留日留德的经历，以及他的医术和在上海开的医院水平都不低，当时上海一共三台从德国进口的x光机，一台就在我外公的医院，因此出来当个卫生局长之类的，这钱也是“大大”地。